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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方面临漫长莫测的前程 中国应充满道路自信

2017-10-02 来源:未知

参考消息网9月29日报道(文/詹得雄)近100多年来,西方一直很傲慢。他们的历史观是“西方中心论”。他们的心态是“我们很富有,我们很高尚”。他们坚信在信仰基督教的白人的领导下,世界最后会被他们的信仰普世化。与此同时,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多党议会民主也会普世化。

西方百姓怒从何来

1989年后,东欧剧变、苏联解体,他们更是兴高采烈、信心满满,认为“历史终结了”。可是经过了仅仅28年,他们看到的现实世界与他们想象的大相径庭,没想到把最大的敌人苏联整垮之后,接下来走下坡路的竟是他们自己。转眼间,“政治正确”变得不正确了,炫目的精英变得讨厌了,推广民主却带来国内外的混乱。而他们十分看不起的、就等着崩溃的中国却飞速发展起来。所以他们觉得当今世界是“陌生的世界”“失序的世界”“令人生畏的世界”。更令精英阶层头疼的是国内气势汹汹、怒气冲冲的老百姓。精英们称他们的怒气是“民粹主义”,是当前乱象的祸根。但政客再想拿惯用的竞选语言来哄骗选民已办不到了,而“不入流”的特朗普却硬是凭借民众爱听的粗口大实话吸引群众,趁势当上了总统。西方确实面对几百年未遇之大变局,面临经济危机、制度危机和价值观危机。

概括起来,西方百姓的愤怒大致起于以下四个原因:

1.经济衰落,生活下降

英国《卫报》网站3月26日的署名文章说:“领袖们绞尽脑汁试图弄清为什么大批选民如此愤怒,答案其实很简单,www.534.com,是经济失败的结果。金融危机以后的10年显示,40多年来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治理体系已经崩溃。”

这种治理体系“把职场的力量平衡向资方倾斜,把人当成工资的奴隶,确保增长果实为少数人而非多数人占有”。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处理结果是,“对全球金融危机负有责任的人逃脱了处罚,而无辜者却首当其冲地承受紧缩的痛苦”,有的人失去了积蓄,有的人因交不起房贷被赶出家门。这就是促成“占领华尔街”运动的真正原因。1%与99%之间尖锐的矛盾必然反映到社会思潮和选举运动中来。

在这个历史阶段中,美国经济的三大特点是金融化、虚拟化和全球化,大资本家赚得盆满钵满,而包括白领在内的普通百姓的工资增长停滞,生活水平下降。美国白人蓝领工人体会更深,原来的小康生活没有了,许多人失业等待救济。他们的愤怒成为把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的一支重要力量。

2.议会不灵,政府无能。

在当前的体制下,老百姓有了难,眼睛当然要盯着议会和政府。然而,他们看到的议会只是在无休无止地争吵,而政府则被捆住手脚,渴望的事情很难办成,有时还要关门。这样的状况怎不叫人愤怒?

议会和政府专为华尔街办事已是公开的秘密。日本《金融财政商贸》3月27日援引学者伊藤贯的话说:“美国政治是被华尔街的金融家所操纵的。”

议会内外充斥着代理人,他们的争吵听起来义正词严,实际上是各利益集团之间的争夺,老百姓能指望他们为自己仗义执言吗?金权操纵、党派恶斗、否决政治、迁就眼前,已成为这种民主的代名词。难怪“历史终结论”的提出者弗朗西斯·福山在3月18日的一次访谈中说:“我的确认为,美国政治体系出现了故障,两极分化、瘫痪、由特殊利益主导。”

最糟糕的是这么多年来美国一直要把这样的民主“普世化”,或动刀动枪,或“颜色革命”,闹得所在国战火纷飞,难民如潮,天怒人怨。

3.人口失衡,白人失势。

美国是移民国家,最早的移民都是白人。三个世纪以来,盎格鲁-撒克逊文化对于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来说一直居于中心地位。但是,这种中心地位随着新移民及其子孙的繁衍,美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,引起了白人学者的极大忧虑。塞缪尔·亨廷顿2004年为此写了《我们是谁?》的专著,着重研讨人口结构失衡后美国的走向,如果美国的白人不占优势,“我们”的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呢?

13年过去了,人口结构越来越将白人边缘化。1960年,美国人口比例是:白人85%;黑人10%;拉美裔2.6%。但到了2017年,白人60%;黑人13%;拉美裔18%(如果加上非法移民则为20%)。最近7年里,美国新生儿超过半数都不是白人,预计到2024年,20岁以下人口的一半都是非白人。这次美国大选,60%的白人投票给特朗普,反映了白人对非白人移民的恐惧和歧视。

还有一个新现象,预计到本世纪20年代,美国新增劳动力的一半以上是非白人,他们的收入比白人低,但他们今后“将供养享受退休生活的富有白人老年群体”,他们之间能否心平气和则是一个未知数。

4.信仰危机,上帝死了。

今天的美国已远离当年的“美国信念”。这不但反映在去教堂的人越来越少,而且更可怕的是,先民的子孙们早已不把这种“信念”(其中包括原始基督教的普爱、勤俭与向善)当回事了,华尔街代替梵蒂冈和耶路撒冷成了新的圣地。他们信仰的是“商品拜物教”,一夜暴富是他们祈盼的新的“显灵”。

特朗普的重要顾问之一史蒂夫·班农2014年在一次演讲中说:“我相信自苏联倒塌之后的几年,我们走得有点脱轨了。我强烈相信,这是一场我们教会的危机,我们信仰的危机,西方的危机,资本主义的危机。”

西方人内心期盼有一个凌驾于人间之上的“最高正义”,如果连这一点精神安慰也被金钱粗暴地凌辱了,心将何以安放?灵魂将何以安稳?所以托尼·布莱尔说,当前的西方危机既“在经济的意义上发生,也在文化的意义上发生”。